目前，食品風險評估中心正在實施的優先評估項目包括：鋁、反式脂肪酸、重金屬鉛、鎘的膳食暴露評估。

　　這些評估結果，將為修訂我國現行的食品安全標準以及食品安全監管提供重要的科學依據

　　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頻發，而各種有關食品安全問題的解釋則五花八門，讓公眾無從取舍，社會輿論由此愈發期待來自專業機構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細致研究、科學分析和定期發布。

　　2011年10月，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組建，媒體評論認為，該機構的出現填補了我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域長期缺乏專業技術機構造成的空白。

　　至今已運行近十個月的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究竟對哪些重大食品安全問題進行了評估？如再遇到類似“三聚氰胺”等突發食品安全事件，如何及時提供評估報告？能否及時發現食品安全隱患并發出預警？

　　7月25日，本刊記者探訪了位于潘家園南里七號的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有關負責人透露，中心成立以來，正試圖實現各種層面的期待，不僅要成為獨立的食品安全權威技術支持機構，也要作為中央編辦批準的家理事會管理模式下的法人治理結構事業單位邁出突破性的一步。

　　確定優先評估項目

　　評估無疑是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以下簡稱中心）的首要任務。所謂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主要是針對食品中的生物性、化學性和物理性危害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所進行的科學評估。

　　“評估是復雜的系統，不是短時間內能趕出來的。鑒于這種復雜性，評估報告的完成不是一次性的。”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君石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中心對復雜性帶來的挑戰還是有底氣的。中心研究員嚴衛星告訴本刊記者，食品風險評估中心目前的主力人員中，約150人都是從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直接劃撥過來，是有經驗的專業人員。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是國內更早從事食品安全研究的科研機構。從“蘇丹紅事件”開始，該所自發做了份較為系統的評估報告，積攢了科研實力。

　　2010年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成立后，中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工作開始有計劃地展開。因為委員都是兼職，一年更多開兩次會，評估的具體任務包括收集數據、撰寫報告全都落在了秘書處頭上，而秘書處就設在營養與食品安全所。

　　龐雜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任務，讓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的這支隊伍得到鍛煉，2011年10月，這支隊伍全部移入食品風險評估中心，拓展力量的同時，也迎來超出以往的任務量。

　　“中心在每年年初都會確定本年度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的優先項目。這些項目由涉及食品安全監管的各部門以及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的專家委員提出。中心隨后針對每一個評估任務成立專門工作組。”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主任助理李寧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食品風險評估中心成立后，優先評估項目共有12項，其中已完成的有4項，有8項正在進行中。這些都是常規的、需要長時間系統去研究的評估任務。目前，食品風險評估中心正在實施的優先評估項目包括：鋁、反式脂肪酸、重金屬鉛、鎘的膳食暴露評估。這些評估結果，將為修訂我國現行的食品安全標準以及食品安全監管提供重要的科學依據。

　　“滅火”也需要時間

　　常規之外，更多的則是應急評估。有時因為突發事件出現，中心就需要立刻著手評估來回應社會關切。“這種評估往往沒有可依據的數據，必須現做，而且要在很短時間內完成，有點類似滅火。”李寧說。

　　中心更近一次大型“滅火”行動當屬“蘇泊爾鍋錳超標事件”。2012年2 月 16 日晚，央視《焦點訪談》播出蘇泊爾品牌一些不銹鋼鍋的錳含量比國家標準高出近 4 倍，可能引發人體錳中毒。

　　事件剛曝光，李寧就接到弟媳婦打來的電話：“蘇泊爾鍋還能用嗎？”李寧去醫院看牙，遇到熟悉的主治醫生，句話也是同樣的問題。

　　2月24日，李寧所在的食品風險評估中心給出了評估結果。不少公眾在網絡上留言抱怨評估結果等了一周多，速度太慢。而李寧說，其實背后的評估過程已經是以驚人的速度推進了。

　　央視報道次日，中心理化部的實驗人員魯杰接到不銹鋼炊具錳遷移量的檢測任務。2月19日一早，她與其他11位實驗人員兵分三路趕赴北京各大超市和農貿市場，搜尋各種高端、低端的不銹鋼炊具，半天時間，將40種品牌的炊具帶回了實驗室。

　　應急評估要求“結果出來越快越好”。當天下午，針對不銹鋼炊具錳遷移量的浸泡實驗有序展開。在極端條件下，加入4%的冰醋酸將炊具煮至100攝氏度，之后再浸泡過夜并進行測定。魯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因整個評估時間緊而任務重大，需要實驗員24小時連軸轉。

　　日夜不停地實驗了4天后，2月22日，40種樣品全部檢測完畢，得出批用于評估的數據。魯杰說，應急評估的特點是“數據出一批就立即上報一批”，這次應急評估前后共有三批數據，市場上主要品牌的不銹鋼炊具錳遷移量基本摸清。

　　魯杰說自己非常理解公眾的焦急心情，但即使是滅火般的應急評估，也需要相應的時間來獲得數據。“消費者到底通過不銹鋼炊具吃了多少錳，必須用實驗數據說話。”

　　“比起常規項目，我們現在‘滅火’的任務似乎更重，今年上半年的應急評估包括問題膠囊、蘇泊爾鍋等等，工作量特別大，有些已經向社會公布。”李寧說。

　　從閉門研究到主動解釋

　　讓食品風險評估中心頗為頭疼的一件事就是評估結果如何與社會溝通。作為權威的專業機構，發布的結果是有說服力的，但食品安全域復雜而專業的知識構成，如果不能準確、有效地傳遞，很容易造成社會誤解。

　　2012年7月6日，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為牛奶中三聚氰胺含量發布新標準：今后液態嬰兒牛奶中三聚氰胺含量不得超過0.15mg/kg。《法制晚報》等媒體經對比指出，中國的（三聚氰胺）標準比這一國際標準寬松6倍。

　　3天后，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表示，首先報道的媒體對于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稿件出現了翻譯上的錯誤，導致了社會誤讀。實際上，三聚氰胺新的國際標準，并非對原有標準數值的改變，而是明確了液態嬰兒配方食品中的規定。我國食品中三聚氰胺限量值規定，與上述國際標準是一致的。

　　雖然解釋及時公布，但有關標準寬松的爭議仍然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此次三聚氰胺國際標準的發布本來沒有任何問題，國內已參照這個在做，國際法典只是用了另一種表達方式。”嚴衛星說，之所以發生誤讀，不能全怪媒體，也得怪專業機構沒有主動、積極地與媒體和公眾交流，沒有將科學的食品安全知識傳播給大眾。

　　曾埋首于實驗室的食品安全研究人員，進入食品風險評估中心后，逐步意識到“風險交流”在食品安全域的重要性。“過去，一瓶礦泉水合不合格，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專業問題，現在才發現它是一個社會屬性很強的問題。尤其在傳媒發達的年代，食品安全問題能迅速發酵為社會事件，中心必須學會團結社會的力量來應對食品安全輿論事件。”嚴衛星說。

　　應對食品安全輿論事件的過程中，中心試著通過對事件科學的解讀，把有關的食品安全知識傳遞給公眾。“雖然在現有框架下有關食品安全信息的傳遞還有所限制，但中心正力圖使其‘獨立的專業技術機構’的定位更加清晰。”李寧說。

　　目前，食品風險評估中心已準備將“風險交流”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以保證“對外溝通能力”能夠跟上需要，中心為此專門建立了輿情研判工作小組會議制度。

　　嚴衛星介紹說，食品風險評估中心現已形成定期收集、跟蹤、分析食品安全信息的機制。根據這些信息，中心一方面會向政府部門提交相關報告，同時針對社會層面了解不足的信息組織專題活動，與媒體、公眾保持溝通，這就是“風險交流會”。

　　“風險交流會”有點類似沙龍，它并非單純的消息發布會，而是通過互動的方式，共同交流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看法。李寧透露，評估中心未來還將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當然是以獨立的科學機構身份來發布食品安全相關信息。

　　200人的編制下人手不足

　　中心目前的編制架構是200人，在成立之初，這樣的編制人數曾被不少輿論評價認為是中央編辦在編制基本凍結下給出的破例待遇。

　　但是在嚴衛星看來，“從專業角度說，200人的編制相對中心的實際運作還是給少了。寫中心建設方案報告的時候，保守地寫了500人的編制。要知道，德國8000萬人口，德國風險評估研究所卻有700人的編制，而且這700人只做風險評估，如此，它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就非常深入。”

　　在中央編辦印發的“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組建方案”中，本刊記者發現，食品風險評估中心并不僅僅負責評估，它的職責還包括風險監測、風險預警、風險交流等職能。

　　除了上述職責，食品風險評估中心還承擔著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按照200人的架構，食品風險評估中心負責“食品安全標準”工作的有30人左右，而這30人承擔的是5000多個食品安全標準的清理、整合。

　　2012年7月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食品安全的決定，再次強調要加快速度，將現行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食品衛生、食品質量標準和食品行業標準，變成一套具有強制性的食品安全標準。

　　“單是標準清理、整合就是一個龐大的工作體系。當初設計組建方案的時候，曾建議食品安全標準單獨設立一個機構，編制在100人左右。”嚴衛星說，這100人還不是負責制定標準的人，只是參與標準的技術管理。簡而言之，就是標準發布以后，做跟蹤評價。

　　過去，國內針對食品安全標準五年回顧一次，修訂一次，社會輿論基本沒有太多評價。現在的形勢要求更系統地跟蹤、總結已經發布的食品安全標準：能否適應健康需求？可行性如何？還要研究與國際標準間的關系。

　　“如果總是沒有精力系統地跟蹤一些事情，科學評估的發展就會帶來一些問題。”嚴衛星說，作為提供科學依據的機構，食品風險評估中心除了完成各種應急任務，也要致力于長遠的食品安全科學研究，否則就不能掌握更新動態，不能為合理的政策提供依據。

　　“現實是，應急任務已經讓中心忙得暈頭轉向。”李寧也認為，評估中心確實需要花費更多精力放在系統研究上，積累相當多的數據，特別是現在有很多新的資源、新的技術需要去掌握、去評估。

　　我國的食品安全系統研究基礎比較薄弱，這已經成為擺在桌面上的問題。李寧坦言，目前，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的基礎數據缺乏，家底不清，居民膳食消費的數據遠遠不夠。

　　嚴衛星說，關于營養調查的數據，國內現在掌握的是大米、面粉等初級農產品大宗的消費量，但是，普通公眾吃得更多的是加工食品，比如漢堡，如果漢堡里加了某種物質，得先了解漢堡的消費量，才能知道給健康帶來的影響，“而我們對加工食品的消費量并不掌握”。

　　即使是初級農產品大宗的消費量，也沒有及時更新，目前能夠使用的還是2002年的數據，也就是十年前的數據。值得欣慰的是，相關數據的新一輪調查已開始，結果還沒出來。

　　作為一線實驗人員，魯杰深知，評估工作到目前為止還只是粗線條的，并沒有區分那么細致。“評估里面有那么多污染物，有細菌的、有病毒的，化學里面分有機的、無機的。現在區分不了那么細，沒那么多人手，負責評估的人目前還不足20人。”

　　“隨著社會需求的增加，評估中心的編制還有可能增加。”嚴衛星說，“十二五”期間，評估中心的目標是實現400人的架構。

　　“資源共享”不是技術難題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在成立之初還有一個特別身份：中央編辦批準的家法人治理結構的事業單位，并以理事會的模式運作。

　　“2011年，中央編辦主動提出要建評估中心，各部門報告都沒有上去，中央編辦就編制出了組建方案，要求衛生部來牽頭組建評估中心，這是少有的。”嚴衛星透露。

　　中國的食品安全域一直是多部門管理的體制，按照以往的做法，每個相關部門下面都會成立一個食品安全機構，但是，在中央編辦的食品風險評估中心組建方案中，本刊記者看到這樣的一條：“其他相關部門不得再設立專門的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機構。”

　　中央編辦的思路是，長期以來在食品安全評估域內的資源相當有限，且有限的資源沒有形成合力，新成立的這個機構應為所有部門服務，體現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的整體性。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主任劉金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理事會的體制目標主要是保持評估中心的公益性和資源的廣泛性，“資源整合”是此番改革試點的關鍵目標。

　　資源整合的首要對象就是理事單位。在理事會名單中，衛生部作為食品風險評估中心的理事長單位，食品安全辦、農業部為副理事長單位，工商總局、質檢總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部門作為理事單位。“評估中心需要把廣泛的食品安全相關信息匯集起來，其中并不僅僅是衛生口的信息，農業也有相關檢測，比如農藥殘留，質檢也有，工商也有。”劉金峰說。

　　中心試圖實現理事會成員單位的信息共享，發布不久的國家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十二五”規劃里也明確指出，將依托食品風險評估中心構建國家食品安全信息平臺。“但是，信息系統的共享目前還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嚴衛星說，因為部門的數據不一定符合評估的需要，很多數據標準的技術問題還有待溝通。

　　在劉金峰看來，資源共享目前實現起來有一定難度，問題主要出于各部門對部門利益的考慮及其他一些顧慮，“這都屬于體制性的干擾，不是技術上的難題”。

　　食品風險評估中心章程明確規定，理事成員單位有義務共享資源。但章程并不具有強制性約束力，執行起來仍有難度。“這種義務畢竟和部門利益沒有關系，可能需要國務院食安辦這樣的機構出面協調，行政干預或規定成法定職責。”劉金峰說。

　　糾結于“資源共享”難題的同時，中心還面臨著更大的困擾：在理事會的體制下，事業單位改革成法人治理結構到底怎么改？在法人治理結構的探索上，中心目前并沒有新的進展。

　　早在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成立之初，有關人士就曾有過擔心，也曾向中央編辦提出：食品安全任務這么重，能否不把這個機構作為體制改革試點。中央編辦的答復是：任務再重，還是要去探索經驗。因而，這個機構也就被賦予了雙重意義。

　　“這需要有一些配套政策，不是中心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特別是一些關鍵問題有待厘清，比如，理事會和衛生部黨組的關系，法人的職責和理事會之間的關系，法人的約束機制，這些都是比較敏感又比較實在的問題，但現在還沒有說法，主要是配套政策沒出來。”劉金峰坦言，食品風險評估中心的體制一定要理順，否則就可能會削弱建立理事會這一模式的意義。